習近平經濟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思想，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以嚴謹的邏輯闡明了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和規律性，提出了一系列回答時代之問的新觀點、新理念、新論斷，為黨制定新發展戰略，實現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推動中國經濟行穩緻遠，提供了根本指引。
一、習近平經濟思想是在實踐中形成的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
早在1998年，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在發表于《經濟學動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與完善》一文中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場偉大的社會實踐，進行這樣一場偉大實踐不能沒有與之相适應的科學理論作指導。”“發展和完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必須善于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和概括。”
基于實踐探索，特别是黨的十八大之後五年的實踐，2017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5年來，我們堅持觀大勢、謀全局、幹實事，成功駕馭了我國經濟發展大局，在實踐中形成了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内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這一思想，是5年來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是黨和國家十分寶貴的精神财富，必須長期堅持、不斷豐富和發展。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形成，為新時代中國經濟行穩緻遠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必須深刻理解和把握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形成邏輯和科學内涵。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種理論的産生，源泉隻能是豐富生動的現實生活，動力隻能是解決社會矛盾和問題的現實要求。”黨的十八大之後，習近平總書記審時度勢，作出兩個重要判斷，一是“改革開放到了一個新的重要關頭”，強調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辦法推進改革。二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呈現出新常态”，強調要從經濟增長速度、結構、動力方面把握新常态的特點，認識新常态、适應新常态、引領新常态。基于這兩個重要判斷，我們黨積極推動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等重大創新性理論觀點，深化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認識，推動經濟理論實現了新突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的重要貢獻是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習近平總書記對這一新發展理念的評價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對經濟形勢進行科學判斷，對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許多重大理論和理念，對發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時調整，其中新發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新發展理念是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回答了關于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闡明了我們黨關于發展的政治立場、價值導向、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等重大政治問題。”
一系列新範疇、新觀點、新論斷、新理念的提出和理論創新，推動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形成。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用“七個堅持”概括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主要内涵：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保證我國經濟沿着正确方向發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穿到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之中；堅持适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态，立足大局，把握規律；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決掃除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堅持适應我國經濟發展主要矛盾變化完善宏觀調控，相機抉擇，開準藥方，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變革産生深遠影響；堅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穩中求進，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底線思維，一步一個腳印向前邁進。這“七個堅持”，初步構建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基本理論框架。
黨的十九大以來，新的實踐進一步推動了理論創新。習近平經濟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以變化了的社會主要矛盾為根據，以新發展理念為統領，以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取向，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市場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方式，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構建新發展格局為戰略任務，以“穩中求進”為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以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為根本保障，思想理論體系進一步拓展和完善。
習近平經濟思想因回答新時代實踐課題而産生并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毛澤東同志說過：“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習近平經濟思想正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形成和系統化的。
二、習近平經濟思想引領中國經濟發展取得曆史性成就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一定的發展實踐都是由一定的發展理念來引領的。”“理論一旦脫離了實踐，就會成為僵化的教條，失去活力和生命力。實踐如果沒有正确理論的指導，也容易‘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改革開放之後，為了擺脫貧窮、解決人民溫飽不足問題，我們黨以體制改革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經濟快速增長，2010年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實現總體小康，綜合國力顯著增強，30多年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但随着國内外環境發生廣泛而深刻變化，在解決了“有沒有”問題之後，供求格局發生曆史性變化，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問題突出起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發展方式難以為繼，中國經濟轉型發展勢在必行。
黨的十八大後，習近平總書記對我國經濟發展趨勢作出科學分析，指出：“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經濟規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強，我國經濟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優。主要依靠資源等要素投入推動經濟增長和規模擴張的粗放型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現在，世界發達水平人口全部加起來是10億人左右，而我國有13億多人，全部進入現代化，那就意味着世界發達水平人口要翻一番多。不能想象我們能夠以現有發達水平人口消耗資源的方式來生産生活，那全球現有資源都給我們也不夠用！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裡？就在科技創新上，就在加快從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的轉變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隻有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才能築牢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幸福安康、社會和諧穩定的物質基礎。”“增長必須是實實在在和沒有水分的增長，是有效益、有質量、可持續的增長。”
五年之後，我國經濟實力邁上新台階并實現重大結構性變革，黨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和經濟發展階段作出新判斷，提出新的發展思路。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制定“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标的建議中，明确提出“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強調“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高質量發展的内涵和外延得到拓展。2021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青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高質量發展不隻是一個經濟要求，而是對經濟社會發展方方面面的總要求；不是隻對經濟發達地區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區發展都必須貫徹的要求；不是一時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須長期堅持的要求。”
新思想引領新發展，新要求産生新效果。資料顯示，黨的十八大以來10年間，我國經濟總量邁上新的大台階。2021年，我國國内生産總值達到114萬億元，占全球經濟的比重由2012年的11.4%上升到18%以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持續鞏固提升；人均國内生産總值達到1.25萬美元，離高收入國家門檻僅一步之遙。近年來，在逆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沖擊下世界經濟放緩，相比而言，我國依然是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之一，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總體上保持在30%左右，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同時，我國經濟發展質量明顯提升，主要體現是，動力結構明顯改善，發展的協調性明顯增強，生态環境狀況出現曆史性轉折，經濟發展安全性的基礎得到加強等。創新投入明顯加大，創新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作用日益強勁，社會研發投入強度由1.91%提高到2.44%，全球創新指數排名由第34位上升到了第12位，戰略新興産業快速發展，一批未來産業正在謀劃布局。城鎮化率由53.1%上升到64.7%，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2.88：1降低到2.5：1，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由0.474降低到了0.466，中等收入群體占總人口比重由1/4左右上升到1/3左右，區域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和優勢互補性持續增強。植樹造林占全球人工造林的1/4左右，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計下降大約34%，風、光發電等綠色電力裝機容量和新能源汽車産銷量均居世界第一，霧霾天氣和黑臭水體越來越少，藍天白雲、綠水青山越來越多，綠色發展效果明顯。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得到全面拓展。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加快推進，國内大循環的主體作用不斷增強，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總之，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經濟思想引領下，新發展理念全面貫徹，我國經濟穩中求進，逐步走向高質量發展。結論是，習近平經濟思想引導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曆史性成就、發生了曆史性變革。
三、貫徹習近平經濟思想，提高黨的“駕馭”能力，推動我國經濟行穩緻遠
中國共産黨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實踐證明，黨的領導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保證，進入新發展階段，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樣要以黨的領導為根本保證。為了推動我國經濟行穩緻遠，黨必須适應新變化、錨定新目标，努力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是我們黨在積極探索實踐中，找到了一條獨特的經濟發展新路，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造。”“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的确，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曆史看，市場經濟一出現就是與資本主義私有制合體的，而以公有制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實行的是計劃經濟。所以我們看到，無論是資産階級經濟學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認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不可能的。然而，中國共産黨人把“不相容”變為“相容”，讓“不可能”成為“可能”，創造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人類曆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經濟形态，把“市場經濟的長處”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有機統一起來，“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相互配合，不但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而且有效控制了市場經濟周期性嚴重波動。當然，“有效控制”，隻意味着市場經濟自發性破壞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但市場經濟的“野性”并未根除，而且不可能根除。
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的優越性”中，最大的優越性無疑就是“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黨的領導，對于市場經濟而言絕非内生因素，被認為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但當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存在和運行時，黨的領導就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内生性制度因素。制度因素就是政治因素，而政治從來都沒有脫離經濟。列甯認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毛澤東同志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在我國，中國共産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黨的堅強有力領導，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鮮明特征，是政府發揮作用的根本保證。進入新發展階段，要有效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統籌發展和安全，推動高質量發展，使我國經濟行穩緻遠，就更加離不開黨的領導。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既然市場經濟“野性”未除，隻是被有條件“馴服”，那麼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産黨及其領導的政府就必須有所作為，對市場經濟活動進行規範和調控，特别是對資本活動和行為實施有效管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既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然會産生各種形态的資本。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和社會主義社會的資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資本都是要追逐利潤的”，所以“要探索如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資本的積極作用，同時有效控制資本的消極作用。近年來，由于認識不足、監管缺位，我國一些領域出現資本無序擴張，肆意操縱，牟取暴利。這就要求規範資本行為，趨利避害，既不讓‘資本大鳄’恣意妄為，又要發揮資本作為生産要素的功能。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經濟問題”。
可見，如何駕馭好中國經濟這艘大船，對我們黨來說是重大考驗。面對風險和挑戰，必須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指引，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提高黨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推動我國經濟行穩緻遠。
一是深化認識和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深化對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和把握，提高領導我國經濟發展能力和水平。”“摸着石頭過河，是富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頭過河就是摸規律，從實踐中獲得真知。”類似觀點，在他擔任福建省委副書記時發表的論文裡已有明确論述，他寫道：“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着顯著不同，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具有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而且還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殊經濟規律”，“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有許多規律尚未被人們認識和掌握”，“這些都有待我們去進一步發現和認識。”可見，隻有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進行深入研究、深刻認識，才能真正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增強黨領導經濟工作的預見性、科學性、有效性。我們黨堅持不斷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研究，就是在不斷認識和把握經濟規律，在實際工作中遵循和運用經濟規律。
二是要善于從戰略上看問題、想問題。善于以戰略思維觀大勢、謀全局、抓關鍵，是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的重要體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準确，戰略上謀劃得科學，戰略上赢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戰略是從全局、長遠、大勢上作出判斷和決策。我們是一個大黨，領導的是一個大國，進行的是偉大的事業，要善于進行戰略思維，善于從戰略上看問題、想問題。”世界正在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既要立足現實，正視高質量發展面臨的種種困難，又要放眼長遠和全局，看到有利條件，以科學的戰略布局應對風險和挑戰，推動經濟行穩緻遠。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政協農業界、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聯組會議上，提出并闡明了我國長遠發展的“五個戰略性有利條件”，包括有中國共産黨的堅強領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有持續快速發展積累的堅實基礎、有長期穩定的社會環境、有自信自強的精神力量。這些有利條件，都是對我國發展全局、未來走向起關鍵作用的基礎性、根本性條件。隻有在思想上明确、在實踐中用好這些戰略性有利條件，才能突破不利因素制約，不為複雜嚴峻外部環境所困，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牢牢把握發展主動權，不斷強化我國經濟發展基本面長期向好趨勢。
三是完善黨領導經濟工作的體制機制。一方面，完善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基本格局。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作為最高政治領導力量“總攬全局、協調各方”，是黨領導經濟工作及其他一切工作的基本格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國家治理體系的大棋局中，黨中央是坐鎮中軍帳的‘帥’，車馬炮各展其長，一盤棋大局分明。”實踐證明，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順暢運行的根本保障。在堅持和加強黨對經濟工作領導的過程中，必須維護黨中央權威，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另一方面，完善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方式。市場經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複雜系統，在經濟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織，國内新産業新業态“萌出”帶動結構變革，各種形态的資本逐漸繁盛、力量不斷壯大，利益主體多元化、生産關系日趨複雜化的情況下，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方式必須與時俱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切實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要适應國内外經濟形勢新變化，突出主題主線，改變那種單純抓引資、抓投資、抓項目、抓生産的做法，把領導經濟工作的立足點轉到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上來。”對于被稱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的國有企業，他強調：“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重大政治原則，必須一以貫之。”“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組織領導的有機統一。”“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特’就特在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把企業黨組織内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
